云南“冰花男孩”背后，寒门学子步步皆输

本文系网易沸点工作室《槽值》栏目（公众号：caozhi163）出品，每天更新。

最近朋友圈都在心疼一个小男孩，他是云南昭通的一名小学生，被称作“冰花”男孩。天气很冷，孩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学校，头发都被冰霜染白。

照片是老师拍的，那天期末考试，早晨的气温只有零下几度。他以为是晴天，所以只穿了两件衣服，步行一个多小时到教室，经同学提醒他才发现自己头发眉毛上全是冰霜。

小孩冻红的双手，转山包小学校长付恒供图

满是裂口的手下面，是一份99分的考卷。看到第一张图想笑，看到第二张图却想哭。

“冰花男孩”今年八岁，名叫王福满，他说： “上学冷，但并不辛苦。”

在后来的新闻采访中，记者问他想到外面看看吗？

他说：“我连镇上都没去过，没有走出过村子。我最想去北京，我想去看看那里的学生是怎么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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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学生们又是如何读书的呢？

前段时间，被一篇名为《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一个孩子的暑假》的文章刷爆朋友圈。

文章中，月薪三万的妈妈是某小学生的家长，每个暑假都要陪孩子参加各种夏令营、补习班，生怕一个不小心，孩子比别人差。机票、培训费、营养餐等，每一笔都是不小的支出。

相比之下，“冰花男孩”的父亲在昆明工地上卖苦力，一天百十元，每个月平均才两千多。

2011年，中央将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定为国家扶贫标准，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

如今“穷人思维”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暗含着思想狭隘，视野短浅以及安于现状，听天由命等种种特征。

在网络上，甚至还有这样的问题：穷人生孩子是否道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指责穷人，觉得他们活该穷：你们不够努力，思维有局限，你们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那些出生在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相比，到底输掉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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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在餐馆、旅馆、超市等地方打工。

她想用实践检验，作为精英的自己，在混入底层之后，能否凭借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

结果她发现：在贫穷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很难改变贫穷的现实。

她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解决生计就已耗费所有精力；她也不没有心力去学习，因为工作完她宁愿选择休息；她也懒得去在意自己的体重和身材，因为每天能够吃饱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即便她拥有智慧，曾经是精英，但活着本身就让她耗尽了所有力气。

极致的贫困，是活着就已不易。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一直以来都在关注中国问题。他和他的团队来到基层，做了一项田野调查，探究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他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农民工也陷入这样的死循环。

罗斯高在郑州考察苹果公司的代工工厂时发现：工厂在招人时，需要进行智力测试，工厂只招智力平庸的劳动者，那些高智商的、无法忍受艰苦的人则被工厂拒绝。

这是因为智力平庸的人很难得有一份工作，一旦获得工作他们就不敢轻易放弃，可以一直待在工厂里。

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的劳动力可以被压榨，上班要面对高强度、长时间的机械工作，下班后也只能在嘈杂、凌乱的环境里休息。

他们工资不高，解决了基本的生计之后所剩无几。

由于收入微薄，他们无法改变现状，更别谈什么前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自我提升的意识。

更令人担心的是他们的孩子，这些被放养的下一代很可能只能重复父母的生活轨迹，之后陷入恶性循环。

跨越阶层，成为富人，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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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阔贫瘠的西北高原，有人问一个放羊娃：“你放羊要干什么啊？”

“挣钱娶媳妇生娃！”

“生娃又做什么呢？”

“放羊！”

乍一听这是个笑话，仔细想想对话却是很多农村孩子生活的缩影。面对命运的残忍，农村孩子能力有限，根本无计可施。生于农村，死于农村，下一代又在重复自己的命运。

终结这种贫困，到底有多难呢？

新华社拍过一个叫做《光明》的纪录片，该片的主角是在云南会泽县娜姑镇落水村的一户人家。

两个上学的娃娃，一个失明的丈夫，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婆婆，这一切都让这个家庭难逃贫困。

纪录片《光明》，何发能和他的妻子

失明丈夫何发能说：“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捡到一张水果糖纸拿来舔，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听了心里太疼了。但是确实买不起，真的没钱。”

“孩子的小鞋穿坏了，想买小球鞋，这么小的事我却只能教育他们，将来自己买。”

数据显示，在农村地区，早教机构这类公共服务设施和场所均低于城镇，就托/幼儿园来说，农村比例为49.9%，而城镇则达到75.6%。

根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城镇0-5岁儿童累计抚养成本为94214元，而农村仅为45883元，连前者的一半还不到，而且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抚养成本差异更加明显

教育改变命运，可惜的是，农村父母的教育资本投入意识还很薄弱

根据《REAP农村教育行动》的一项统计，在西部贫苦农村，63%的学生不能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也就是说，在进入初中的100人中，能够高三毕业的仅有37人。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高中学费高，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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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花男孩”的父亲1989年出生，卖苦力赚来的钱是家中唯一的收入，因为在外地打工，四五个月才能见上孩子一面。

在中国，像王福满这样的孩子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留守儿童。

当城市里的孩子有妈妈陪伴，享受着每月三万的资金支持，可以更好地完善自我时，农村孩子连父母的陪伴都是奢望。

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农村学校学生中，因父母均外出而无人照料的留守学生占近三成。在这些儿童中，超一成农村完全留守儿童与父母一年不见一面。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指出，隔代抚育会导致一个结果，即重养育而轻教育。

在农村地区，孩子日常生活主要由祖辈照管的比例为26.9%，而日常教育主要由祖辈承担的比例为20.5%，但在城镇地区，祖辈承担孩子教育的比例仅为4.7%。

祖辈给予孩子的食物、宠爱以及安全感或许并不比父母少，但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教育孩子。

知识改变命运，但教育的背后，是阶层、家庭的较量。

亲情的缺失带来的不仅是情感和心灵上的空缺，随之而来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空白。

这直接导致了进入高等教育的寒门子弟少之又少。

在清华北大新生中，农村生源仅占两成，而这其中还包括很多政策扶植因素。就算进入国家重点学校，农村毕业生也面临着难就业和日后赚钱能力薄弱的困境。

既然差距的根源在教育，那么一定有人会说：改变这一切很简单，加大教育投入就是了。

晋惠帝执政期间，有一年闹饥荒，城里的百姓饥肠辘辘，饿殍遍野，活着的人也只能挖草根、吃土果腹。

消息很快报到了晋惠帝这里，他听完大臣的奏报很是不解，于是思前想后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百姓们没有粮米吃，为何不让他们去吃肉粥啊？

这听起来荒唐，但现实中这样的事情没少发生。

当你在嫌弃他人不好好读书不识字，不吃干净的食物不卫生时，却没想到，这件事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可达成的。

网上有个段子，说是如今的90后能顺利长大不容易，从小喝牛奶担心有三聚氰胺，上小学时遭遇非典，躲过猪流感又来禽流感，读书发愁学区房，高考遇上改革，工作赶上延迟退休，结婚生子还要生两个，年轻夫妻上有四老下有俩小。

然而，对于很多地区的孩子来说，他们发愁的是明天的三餐。

农村孩子的营养和健康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罗斯高描述道：“我们给他们抽血，看看是否贫血，是不是营养不足、缺铁——如果你贫血，你脑子不会转，想学都集中不了精神。

第二个，我们检查他们的大便，看里面有没有寄生虫。第三个，我们筛查，看看有多少小学生近视可是没有佩戴眼镜。”

他们在河北、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区调研，收集全国13万个小学生的资料。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27%的学生贫血，33%的学生肚子里面有虫子，25%的孩子近视却没有眼镜。

贫血会造成儿童发育不良、体质虚弱、认知能力下降；寄生虫导致儿童抵抗力下降；近视会影响学生学习效果。

而这一切都将导致儿童的智力发展障碍，“这不是一千万人，两千万人，这是三、四亿人，这是中国未来的人口”。

农村的孩子从体质上，无法与城里的孩子平等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走访许多农村后，罗斯高发现贫困农村儿童的食物仍以米饭、面条、馒头为主，对肉类、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摄取严重不足。

“近70%的家长知道把小猪养成膘肥体壮的大猪，需要足够多的微量元素，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家长认为婴儿也需要这些”，罗斯高说。

罗高斯与他的同事还做过另外一个实验，让孩子的监护人每天给孩子读书讲故事，目的是提高智力、运动能力和社会感情。实验周期是六个月，上26次课。

实验的结果如下图，“妈妈是主要看护人”的孩子IQ最高，认知发展完全正常。可见，“妈妈在家”对于孩子的认知能力至关重要。

罗斯高演讲《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老”，并非无科学道理。我们的大脑和认知，有90%是在0-3岁完成的。早期发育，决定着我们长大后的IQ发展速度。

差距，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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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志愿组织在通过支教的方式为农村的青少年儿童提供有质量的教育，帮助农村孩子凭借自己的双手来获得自食其力的能力。

李磊是“天使支教”项目发起人，这个项目为43所农村学校提供教育帮助。他曾在演讲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城市里面每个月拿着1000块钱的代课老师，为什么不回到自己家乡去，如果回去的话一个月可以有三四千块钱。

现在城市里面有很多学校有这种临聘教师，他们真正拿到手的工资也就1000多块钱。他当时给我的答复是，在村里面，我想看个电影、听个音乐都没有机会。”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这似乎变成一条鼓励农村孩子努力读书的真理。

但试想，所有学成的人都开始往外跑，村里的老师往乡镇跑，乡镇的老师往县城跑，县城的往大城市跑。

最后所有学成的人都被鼓动出去，没有人愿意回来，逃都来不及，更别说要建设家乡了。

艾苓是绥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绥化学院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在那里学习的学生从底层来，毕业后又大多回到小地方。

她在演讲中讲述：“有几个学生大学毕业后就消失了，我想有可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证没有铺平他们的创业路、就业路。

也可能他们认为自己混得不好，并且因为自己混得不好，就想切断和这个学校所有的联系。”

当所受的教育和出身都成为了难以启齿的事，逃离家乡便是逃离愤恨、不甘和委屈。

何江的演讲在网上疯传，他受到了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登上典礼舞台讲述中国故事。

这个从湖南乡村走出来的孩子，第一次进城是去上大学。何江的父母都是农民，“我爸高中都没毕业，也不知道哪里找来那么多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

母亲不识字，喜欢要求他把课本中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不懂的地方，还会跟他和弟弟讨论。”

他整段演讲中最打动人的是这一段话：

"成长的经历提醒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急需知识的人是多么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家乡。

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地方，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都能够做到的。"

凭借自己的双手获得生存的能力和意识，建立一种家乡的归属感。这样，他们的未来是去建设家乡，而非逃离。

胡适曾说：“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

这几年中国发展得很快，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交通。也正如罗斯高所说：“我刚开始做教育问题研究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学校环境是特别差的。

现在不一样了，最近十年政府投资很多硬件，老师的工资也提高了，中央的财政直接发，所以这个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儿童的健康和营养问题。”

贫穷使他们在人生的很多转折点上，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能力去获得想要的东西，没有能力抵抗外界的侵蚀。

幸运的是，如今已经有很多人正努力改变着这一切：

有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活动”，为农村孩子捐助免费营养餐；

有“春蕾计划”，致力于资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继续学业；

有“HELLO小孩计划”，通过爱心套餐为贫困弱势儿童或受灾影响儿童送去问候；

有“希望工程计划”，为家庭贫困的乡村孩子上学提供交通、住宿和伙食费用……

“我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 ，罗斯高说。

“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范围广。虽然做起来很难，但是不能因为难，就不做了。

因为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且与每一位国人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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